4月28日，厦门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周宁在我校田家炳教育学院作了题为“在痛苦的化身中接触他——从马礼逊到柏格理”的精彩学术讲座。我校副校长蔡永生出席并主持讲座。此次讲座系“山海风流”系列学术讲座之一。

周教授先从早期在我国进行传教活动的传教士入手，介绍了各宗教教义对我国的影响，并着重讲述了在清末马礼逊和柏格理两位基督教传教士用自己毕生的精力在我国传教的故事。

马礼逊于1807年到达广州，在英国东印度公司任职25年。曾建议英国政府在中国自设法庭，以取得治外法权，曾将《圣经》译成中文。1810年他来中国才三年，就已开始翻译《使徒行传》、《路加福音》、《约翰福音》，1813年将《新约》全部翻译完毕并在广东出版，1819年完成《旧约》的翻译，在马六甲出版。他又编著《华英字典》等。他将中国书籍义务运到英国，想借此在英国传播汉学，但遗憾的是当时并未引起重视，直到60年后他所运去的那一批中国书籍才得以发挥作用。他还办学堂立志栽培本地的人才。1818年，马礼逊在马六甲办了英华书院。英华书院盖得相当有规模，类似大学，以教育华人青年及儿童为目标，是中国第一所洋学堂。后来这英华书院搬到香港，造就许多在中国的基督教人才。马礼逊的传教历程一路坎坷，人生几度波折，但他还是克服了种种困难，把福音传到了那时的中国。他是秉着“只为民众的利益”而进行传教活动的，这也是他有别于当时其他传教士的。

英国人柏格理1887年抵达上海，1905年来到贵州威宁石门坎后，一直在苗族地区工作。1915年，石门坎出现“伤寒”，柏格理不幸感染，不治而逝。在中国28年间，他在黔西北、滇东北及川南苗族地区建学校、办诊所、移风易俗，促进了当地文化发展。他创办学校：1905年正月初二，柏格理牧师带着5个汉族教师来到石门坎，带领石门坎的苗族群众修路、建房、读书识字。仅两个月就修了5栋房子，并建立第一所学校，1906年正式招生。贵州紫云、普定、水城、赫章、大方、威宁，云南昭通、威信、嵩明、禄劝、武定；四川珙县、筠县、高县等都有学生到石门坎教会学校求学。1905－1949年的45年间，柏格理和他的继任者王树德、高志华等人，在苗族地区总共建了54所学校，川黔滇的苗族子女都到石门坎读书，石门坎成了最大的教育基地和“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培养出了3名博士、1名硕士和100名本科大学生，高中和初中生众多。其间，卫生事业同时也得到发展，医院2所；药房6所。他还创制苗文，柏格理到石门坎之初，即向苗族教徒杨雅各学习苗语。在熟悉苗语发音特点后，1906年同汉、苗族信徒钟焕然、李司提反、杨雅各等，研究苗族语言特点，并认真总结吸取葛布（今属赫章县）教会创制苗文失败的教训，创造出一套可供推广的苗文。1908年，循道公会举办两期苗文短训班，受训人数达400余人，自印《苗文基础》为教材。后又编印《苗族原始读本》等在教会和学校推广。柏格理为苗族的同胞建筑了一个安定富足并且文明的石门坎，石门坎在抗战时期成了流离失所的百姓的避难所，不仅如此，柏格理在体育方面也为石门坎的人民进行了培训，中国第一支国家足球队中就有出自石门坎的球员，50年代，贵州省毕节地区参加国家和省足球比赛的队伍中就有一半的队员出自石门坎。

马礼逊和柏格理在中国艰辛的传教过程中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他们以他们的博爱、坚韧和宽容感动了当时的中国人民，他们用他们的福音为中国人民带来了文明。

最后，周教授表示，希望这两位百年来一直在感动着中国人民的使者，能够唤醒现代人缺失的博爱、坚韧与宽容。他还引用了传教士的话“爱他人就爱他人一切，爱一切他人，爱他人的所处的世界”来结束这场人生哲学的讲座。在互动环节中，在座的师生都踊跃向周教授提问，现场氛围活跃。

（周宁教授参观文学院）

（周宁教授参观文学院）

（周宁教授参观文学院）